一把骨笛，穿越九千年風霜，其聲猶在耳畔。而一座墓中五支骨笛同現(xiàn)，刻符綴玉，這已不僅是“禮樂”的萌芽，更是一道文明破曉的銳光。9月5日，從河南鄭州舉行的“裴李崗時代與中華文明起源學術(shù)研討會”上獲悉，位于河南舞陽的賈湖遺址考古發(fā)現(xiàn)“一墓五笛”等遺存，揭示出早在7500年前，中原大地已出現(xiàn)明確的社會分化和禮制雛形。這個新發(fā)現(xiàn)，正以“一墓五笛”的獨特密碼，改寫著我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知。這不只是考古學界的振奮，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又一塊關(guān)鍵拼圖——它告訴我們，這絕非簡單的樂器，而是中華禮樂文明在混沌初開之際奏響的第一聲莊嚴序曲。
賈湖，不只是“最早”，更是“最早熟”。賈湖遺址是一處距今約9000年至7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重要遺址。因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聲音階樂器——賈湖骨笛而備受關(guān)注。以往我們常說“五千年中華文明”，而以賈湖為代表的裴李崗時代遺存，正將中華文明的起源階段大幅推前。正如魏興濤研究員所指出的，“棺槨制度萌芽”“葬儀初步形成”“社會權(quán)力集中”，這些要素都不是原始部落偶然所能達到的文明層級。一座墓中隨葬600枚綠松石，五支骨笛伴身，還有帶刻度的“度量衡”骨器——這顯然不是普通成員所能享有，而是階層分化、權(quán)力象征的體現(xiàn)。賈湖以其驚人的“早熟”，展現(xiàn)出一種迥異于同時期其他族群的文明進階路徑。
禮出于俗，樂通于神。而禮樂制度的背后，從來都是權(quán)力結(jié)構(gòu)和社會秩序的鏡像。“一墓五笛”并不只是“豪華陪葬”，更是禮制起源的物質(zhì)見證。我們可以想象，那個持有五笛、擁有刻符骨器的人，或許是部落的祭司、首領(lǐng)，或是通神的“圣王”。他不僅掌握資源分配權(quán)，更壟斷了與天溝通的儀式工具。骨笛是用來“通神”的，綠松石是用來“顯貴”的，棺槨則是用來“別等級”的——這些元素聚合在一起，標志著社會已從平等氏族走向等級禮制，中華文明獨特的“禮樂文化”正由此發(fā)端。
賈湖的發(fā)現(xiàn)，重塑了我們對文明起源的認知坐標。它并不突兀，而是與后續(xù)的仰韶、龍山乃至夏商文明一脈相承。比如棺槨制度，以往認為最早出現(xiàn)在仰韶時期，而賈湖將其提早了兩千多年；比如骨笛的音律成就，證明當時已有高度發(fā)達的審美與技術(shù)；再比如刻劃符號，雖未成文字，卻已是意義表達的原始努力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：“中華文明源遠流長、博大精深，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。”賈湖，正是這“源遠流長”的實跡注腳。
讀懂賈湖，方能讀懂中國。站在賈湖遺址的黃土上，我們忽然讀懂：為什么中華文明能成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？因為早在9000年前，我們的先民就已掌握“和而不同”的生存智慧——骨笛的七聲音階包容天地韻律，環(huán)壕的營建兼顧防御與生活，社會分化中仍保留集體協(xié)作。今天的中國，從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的理念到“美美與共”的文化觀，不正是這種智慧的當代延續(xù)嗎？當我們在博物館里凝視那支刻著刻度的骨笛，看到的不只是文物，更是一個民族“禮之用，和為貴”的精神底色。它提醒我們，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單點爆發(fā)，而是多元一體、綿延不斷的生長過程。賈湖的“早熟”，也隱含了中原文明能持續(xù)吸納、融合并引領(lǐng)周邊的文化基因。這種基因，既體現(xiàn)在物質(zhì)層面的技藝傳承，更深植于精神領(lǐng)域的禮序認同。
賈湖遺址的“一墓五笛”更是5聲叩問，叩問文明的起源，叩問禮樂的初心，叩問我們從哪里來。正如考古專家所說，賈湖是“文明起源階段的代表性、關(guān)鍵性遺址”，它讓我們確信：中華文明的曙光，不是驟然照亮歷史長空，而是在賈湖這樣的土地上，由先民們用骨笛吹亮、用環(huán)壕守護、用禮制滋養(yǎng)，最終匯成照亮東方的文明星河。這，正是考古的意義——讓我們在與古人的對話中，讀懂自己，讀懂“何以中國”，讀懂“何以中原”的深刻答案。（大河網(wǎng)河聲評論員 鄧隨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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